2000年，啟動了8個試點；2018年，拎出了46個重點城市；2019年，全面啟動垃圾分類的聲音不絕于耳。
 
　　住建部給出的數據顯示，237個地級及以上城市啟動垃圾分類，46個重點城市都已經出臺了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案，且居民小區垃圾分類覆蓋率超過50%。
 
　　從宣傳效果和階段性成果來看，這次垃圾分類的全國推廣與十幾年前有了明顯的不同。
 
　　一問，不同點在哪？

 
　　2000年基本可以認定為“零經驗”，2019年則不同
 
　　2000年的基建情況相較2019年也有很大不同
 
　　2000年的環衛清潔還局限于“掃大街”，2019年卻刷起了“大環衛”朋友圈
 
　　2000年的環保市場大環境只能說一般，2019年環保產業卻幾經轉型
 
　　2000年垃圾分類推廣力度停留在“試試吧”，2019年“強制”兩字幾乎隨處可見
 
　　2000年廢品回收靠街頭巷尾的“吆喝”，2019年循環經濟撐起了再生資源回收的一片天
 
　　2000年，智能回收垃圾桶、垃圾分類云計算、追蹤溯源大數據，還沒有掀起風云
 
　　當然，有人肯定垃圾分類目前所取得的成績，也有人質疑垃圾分類效果所謂的數據。實際上，造成這種分歧的原因也脫離不了認知的差異化。而且，垃圾分類確實有其難點所在。
 
　　二問，垃圾分類難在哪兒？
 
　　提到垃圾分類的難點，耳熟能詳的就是“三低”——知曉率低、投放準確率低、資源利用率低
 
　　沒錯，時隔十幾年，垃圾分類還是在被這個三個問題困擾。知曉率低會影響投放準確率，投放準確率會影響資源利用率，環環相扣，將矛頭指向了宣傳和教育。而如果要追根究底，大概是因為中國太大，人口太多，教育的普及作用還需要時間來發酵。
 
　　省、市、區、鎮、縣、村、街道、社區、戶，平常也不少見XX街道宣傳垃圾分類到戶、到人，這樣的消息，那么為什么還會有“知曉率低”這種說法？
 
　　一來，流動人口多帶來的不確定性大。二來，垃圾分類推廣進度不均衡是無法避免的，一部分地方的宣傳效果好，宣傳力度大，創新方式更容易被接受，知曉率自然就高。
 
　　而知曉率跟投放準確率又不能劃等號，也就是說，知曉率高仍然分不好也是常見的問題，一方面，這受到人口素質影響；另一方面，這受到推廣方式影響，并與長效機制掛鉤。
 
　　解決了投放準確率問題，地方基建水平、管理水平、再生資源市場的成熟度、末端處置的效率等，又會影響到資源利用率。
 
　　所以垃圾分類難，難在“牽一發而動全身”，前中后端能不能配合默契，很重要。
 
　　這就牽涉到了三問 
　　三問，如何才能配合默契？
 
　　從頂層設計而言，國家政策好，也要地方配套制度跟上，技術指南也好、任務細分也好、指導意見也好、項目規劃也好、監督考核方案也好，都需要形成體系，并且發揮長效作用。
 
　　從示范作用而言，46個重點城市的帶動效應在前，機關單位、企事業單位，以及公共場所的“強制”規定在后，穿插探索出了不同道路的各地樣本，足以成為宣傳材料。

 
　　從環保企業而言，垃圾分類的千億市場，“無廢城市”的萬億市場，難道還不夠分量推動技術和設備的創新加碼？至于其他企業，垃圾分類對成本的影響取決于控制，并且也不失為一次管理水平的升級契機。
 
　　從個人意愿而言，我們不妨進入下一個問題。
 
　　四問，群眾怎么看待垃圾分類？
 
　　“你覺得垃圾分類有用嗎”“有”
 
　　“你愿意進行垃圾分類嗎”“......”
 
　　恐怕這是很多人的現實寫照，知道垃圾分類是“功在千秋”，也是勢在必行的。這么多年的宣傳也讓一代又一代人了解到了垃圾分類的重要性，但是“知易行難”。
 
　　從【只要進垃圾桶就行】到【大骨頭要踢出來、塑料分能回收不能回收的、奶茶喝不完要分開扔、紙板有人收吸管沒人要、早出晚歸碰不到定時扔垃圾的點、紙尿褲到底怎么扔、灌裝飲料瓶能不能回收......】，問題百出。
 
　　據上海交通大學民意與輿情調查中心在2019年度的《中國城市居民環保態度與行為調查》中的結論提到，35個被調查的城市中，有94%以上的調查對象表示愿意垃圾分類；近36%的調查對象認為，垃圾分類效果不怎么好；8成以上的調查對象，對未來垃圾分類效果保持樂觀預期。
 
　　這個調查結果，在一定程度上能夠體現我國目前垃圾分類的總體狀況。不過也要認識到，35個城市在我國600多個城市中仍屬于冰山一角，其次就是調查選取的是省會城市和副省級城市，各方面條件都略高一籌。
 
　　但至少能夠說明，即使以點帶線，以線帶面需要時間，垃圾分類的宣傳效果和踐行效果都是值得肯定的。德國的40年，日本的27年，我們也需要給垃圾分類更多“耐心等待，用心對待 ”。